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办法

沈阳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


（沈阳市政府第十四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规范对聘用合同的管理，保障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各类事业单位（以下简称聘用单位）及其人员。
第三条 市人事局是我市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制的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办法的贯彻实施。
第四条 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应签订聘用合同。聘用合同是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确立聘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第五条 聘用单位聘用人员，应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第六条 聘用单位实行聘用合同制的具体实施方案，须经职代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报上级主管部门和人事部门审核备案后实施。

第二章 聘用权限、条件及程序
第七条 聘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由上级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聘用或任用，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和不宜聘用的领导职务人员按有关规定办理。
职工由聘用单位自主聘用。
第八条 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必须按国家下达的人员计划，在编制部门批准的编制、职数和人事部门核定的职务限额内进行。
第九条 受聘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具有与所聘岗位相适应的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聘用岗位需要的其他条件。
聘用单位在本单位内部聘用人员时，受聘人员不受原身份限制。
第十条 聘用的基本程序：
（一）公布聘用名额、职位、条件、办法及有关事宜；
（二）本人提出申请；
（三）进行民主测评、组织考核和必要的业务考试，双向选择，竞争上岗；
（四）单位领导集体讨论，确定受聘人员；
（五）签订聘用合同；
（六）聘用合同签订后，聘用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到所属政府人事部门办理合同鉴证手续。
第十一条 聘用单位对聘用新进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聘用单位聘用新接收的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聘用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解除及经济补偿
第十二条 签订聘用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
聘用合同采取书面形式。合同的内容应明确规定聘用期限、工作岗位、工作报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福利待遇、工作纪律和劳动保护以及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的条件和违约责任等。
第十三条 聘用合同的期限分为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特定的工作为期限。
聘用合同的期限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但受聘人员在同一聘用单位连续聘用满十年以上，且当事人双方同意续签聘用合同的，如果受聘人员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
第十四条 违反法律、法规，以欺诈、威胁等不正当手段订立的聘用合同为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由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确认。
第十五条 聘用单位对个人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原固定制职工，可缓签聘用合同。
原固定制职工不愿与聘用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又不属于缓签范围的，应给予两个月的择业流动期，流动期内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自行流动期满后仍不愿与聘用单位签订聘用合同的，其原人事关系自行终止，由聘用单位办理辞退手续。
第十六条 聘用单位中的原合同制人员，签订的合同与本办法不符的，可按本办法重新签订聘用合同。
第十七条 聘用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双方必须依法履行合同。任何一方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都应按合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经济损失。
第十八条 聘用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时，双方应协商一致，并按原签订程序重新签订变更合同。未重新签订变更合同的，原合同继续有效。聘用合同期满，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可续签聘用合同。聘用单位被撤销时，聘用合同自行终止。
第十九条 聘用合同期内，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自行解除合同。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一）受聘人员在试用期内，被发现有不符合聘用条件的。
（二）受聘人员不履行聘用合同的。
（三）受聘人员违反聘用合同规定或严重失职给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受聘人员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胜任的。
（五）受聘人员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服从另行安排适当工作的。
（六）聘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聘用合同达成协议的。
（七）公派或自费留学无故逾期不归的。
第二十一条 受聘人在聘期内被开除、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聘用合同自行解除。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不得依据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五）、（六）项之规定终止或解除聘用合同：
（一）受聘人员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二）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三）受聘人员因公负伤或者患职业病医疗终结，经有关部门鉴定丧失或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员可以通知聘用单位解除聘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聘用单位不履行聘用合同或违反国家政策规定的；
（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聘用单位批准后考入大中专院校、应征入伍、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
第二十四条 聘用单位和受聘人员中一方要求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的，应当在三十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保证在不损害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对有关事宜做出妥善处理。
第二十五条 聘用合同终止后不再续签的或解除聘用合同的受聘人员，可以持单位出具的终止、解除聘用合同证明，到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登记，通过人才市场介绍择业或自谋职业，并享受沈阳市关于失业人员和再就业的有关优惠政策。失业期间的待遇，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聘用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行政领导聘任期满，或在聘用合同期内解除合同的，应按有关规定进行离任审计。
第二十七条 属于下列情况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的，聘用单位应根据受聘人员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含原职工转制前的连续工龄），发给一定的经济补偿金。
（一）聘用合同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由聘用单位解除的，聘用单位应根据受聘人员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但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未满一年的，应按一年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
（二）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由聘用单位解除合同的，聘用单位应按受聘人员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但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三）因单位被撤销终止聘用合同和根据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五）、（六）项规定，由聘用单位解除合同的，聘用单位应按受聘人员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计算基数为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
第二十八条 受聘人员经聘用单位出资培训的，双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约定培训后的服务期限。没有约定的，受聘人员要求解除合同时，聘用单位可适当收取培训费，收费标准按培训后回单位服务的年限，以每年递减培训费用20％的比例计算。

第四章 受聘人员的待遇
第二十九条 受聘人员的工资可根据国家规定的工资政策，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视其岗位、责任大小、难易程度和任务完成情况灵活确定，合理拉开档次。
第三十条 聘用单位和受聘人员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参加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并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
第三十一条 受聘人员的工时，公休假日，女职工保护，因公负伤、致残和死亡，非因公负伤和患病等各项福利待遇，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受聘人员在聘期内享有国家规定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权利。
第三十三条 聘用合同制人员的工作年限，应当将其在各聘用单位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

第五章 原固定制人员的落聘管理
第三十四条 原固定制职工因机构撤并、精减人员不符合岗位要求和身体不适等原因。未被聘用的，为落聘人员。
第三十五条 落聘人员在单位内部的待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在待聘期内，聘用单位应当给落聘人员提供一次或两次上岗机会。
第三十六条 落聘人员在聘用单位内部待聘期满仍未能聘用上岗的，聘用单位可委托政府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代为推荐。委托推荐期限为半年至一年。委托推荐期满，仍未被聘用单位聘用的，由聘用单位办理辞退手续。
第三十七条 落聘人员在待聘期和委托推荐期内不再保留原岗位待遇。但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三十八条 原固定制职工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以上的，因体弱多病等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经本人自愿、聘用单位及主管部门同意，所在市区、县（市）人事部门批准，可在聘用单位内部提前退岗休养。提前退岗休养期间的待遇，由本单位参照本市有关退休人员待遇的标准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沈阳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0月16日
　　　　　　　　　　　　　　浅议刑事审判中的情与法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