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
杜晨妍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伟良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提要: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有些法官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合同解除权，可以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忽略了解除权相对人的异议权;有些法官则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以向对方发出通知的方式进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即使当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经解除，法院可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无需判决解除合同。换言之，法院并无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力，只有对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确认的权力。因此，直接判决解除合同将面临超越职权的困境。那么，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当包括哪些方式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市场主体守法意识不强、诚信意识淡薄，一旦发生解除行为时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人的权利地位及解除效力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而使合同这一“法锁”演变成“泥潭”，本应发挥解锁功能的解除行为反而使双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因而，当民事主体的私力救济手段出现局限性时，就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力救济的介入，来避免因权利滥用而引起的交易秩序的不稳定。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立法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不宜过于单一。而解决这一路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本质属性;其次，确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机制，应当说，当合同当事人被赋予解除权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及时、严格按规定行使的义务。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解除权的正确行使，发挥解除权的作用，它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为解除权的运作提供明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途径，使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的民事主体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力和结果上的确定性;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通过对权利人的有效约束，防止权利被滥用，同时防止权利行使不及时;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过对被解除权人的有效保护，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相对方提出反对的合理意见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实现合同主体利益的均衡，避免显失公平结果的出现。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是解除权实现的手段，是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的机制保障，它直接关系到解除权人利益能否实现。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方式，总体上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大陆法系国家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要有裁判解除、行为解除、自动解除三种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又被划分为明示解除，自动解除模式则被视为默示解除。第一，裁判解除模式，即通过法院裁判而解除合同。法国是为数不多采用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国家，法律不允许契约一方当事人因为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契约而自己取消契约，而必须诉诸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契约被严重违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将其废除，即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因契约所带来的收益，其承诺已经毫无意义。因而契约的取消不能没有法院的监督，因为取消契约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相当数量的赔偿费。并且，法院还要审查当时的情况，给予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以补救时间履行义务是否合适。这些规定体现出《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形式正义的价值观，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合同信守原则，因此要严格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随着贸易的发展，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诉讼成本对非违约方寻求救济、避免损失扩大带来很多不便。同时，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司法行为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交易上的不便，并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极不稳定。[2]因此，《法国民法典》也有例外规定:关于商品及动产的买卖，逾协议期限买受人未受领其买受物者，为出卖人的利益，不经催告，买卖即当然解除。
第二，行为解除模式，也可称为通知解除模式，即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行使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第351条规定:合同一方或另一方为数人时，只能由其全体或者对其全体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对解除权人之一消灭时，对其他解除权人亦随之消灭。第35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抵销可使另一方的解除无效。第353条规定了支付解约金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况。
第三，自动解除模式，是指只要符合解除条件，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为必要。日本法采纳了此种模式。《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合同当然、自动解除，无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有解除权一方的利益。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能并不希望解除合同，而是希望对方继续履行，若采用自动解除方式，则不管解除权人是否愿意都要导致合同解除。[3]而《日本民法典》第540条却明确规定:(1)依契约或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根据该法第541条、第542条的规定，因履行迟延，应经催告后不履行的，才可以解除契约;定期不履行不能达到契约目的的，可以不发催告，即行解除契约。第544条规定了解除权的不可分性，基本上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可以看出，日本法虽然认可自动解除模式，但也是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行为为一般规定，以自动解除为特殊规定。
通过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功能分析和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均首要选择了安全价值，由此也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明示为主。因为合同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即债的经济关系。这种债的经济关系就在于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有要求给付，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权利。在合同没有履行或履行完毕之前，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一经产生，原来因为合同而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受到影响，即不仅债务人“可能”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而致债权人利益不能期待实现，而且债权人即解除权人也“可能”不再接受债务人的给付。而双方都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从而使得原来的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安全。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状态或不安全状态，因此，如果行使解除权采用默示方式的话，就是用一种不安全的方式去解除已经存在的不安全状态，如此是不可能实现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目的。
在这三种模式中，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最优方式是什么?自动解除具有经济、快捷的优势，体
现了合同法的效率价值，但却有危及交易安全的风险，使合同法的安全价值目标难以实现。明示解除行为虽相对于默示解除来说不便捷，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归根结底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合同法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自动解除模式使合同解除迅速便利，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解除权相人的利益，且易发生争议，有利于交易便捷，但不利于交易安全。裁判解除模式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保护交易安全有重要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不够便捷。行为解除模式则能够充分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强调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正因为如此，这种合同解除模式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也为我国立法者所认可。
三、对我国通知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也是行为解除模式，由于解除行为主要是以各种形式的通知来完成的，所以通常又把行为解除模式称为通知解除模式。无论在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的情形下当事人都可以采取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在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在对方未对合同解除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无须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也充分反映了解除权作为形成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各国对于以通知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已没有多大争议，但对于通知形式的要求却缺少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而在学说解释上，提起解除合同并请求恢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诉讼、对对方的履行请求之诉提出抗辩，也可以构成解除的意思表示。[4]司法实践中一般的作法是要求解除权行使一方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收到了合同解除的通知，由于通知可能采用书面、口头等多种形式，这就又给司法实践在认定通知是否到达问题上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一，关于口头解除通知。口头解除通知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其隐患在于后期举证困难，容易引发损失扩大。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通过语言为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的行为，而不是以文字等书面形式完成合同解除的形式。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口头形式，认为口头形式的优点表现为简便易行、快速简洁、成本较低，既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哪种形式，那么只要当事人可以适当地运用，并有利于合同的解除，就都可以采用。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理由是:其一，口头形式虽具有便捷的特点，但很明显，口头形式追求的是合同法的效率价值目标。但过分追求效率却不利于交易安全;其二，口头形式缺乏文字依据，当发生法律纠纷时往往又会因解除权人缺少已经行使解除权的证据，使其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下，以口头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做好现场鉴证等相关事宜。
第二，关于公告解除。《合同法》第11条对合同书面形式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也同样可以信函、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等任何适当的方式进行。但有观点认为:“对通知的形式，合同法未作特殊的要求，因此它可以包括国际上惯用的声明、要求、请求”这就意味着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知所采用的方式。从法理上来说通知应当是特定的人将事项告诉另一特定人的行为。所以说，通知不同于以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作为相对人的公告、店堂声明、告示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通知应是对特定人的告知，是合同相对性的体现。另外，若解除权人采取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进行通知，对权利人来说既没有节约交易成本也不简便，而对于相对人来说，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看到通知而继续为履行做准备，当准备履行合同时才被告知合同早已解除，由此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失。这样既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安全价值目标，又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通知的书面形式，笔者不赞同将公告、声明、登报启示作为书面形式的内涵而包括进去。但可将其作为例外予以单独规定，如因相对人下落不明时，人民法院则可选用公告、声明、登报启示形式做出解除的通知。
第三，关于解除通知的生效。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相对人起生效。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因而，对于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的界定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合同效力何时归于消灭的问题。对于通知的生效时间，按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理论，在英美法系采纳的是“发信主义”原则，即允诺一经发出，即产生效力。按此推理，解除通知应以解除权人发出的时间为解除通知生效时间。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均采用“受信主义”原则，即到达生效，也就是说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为到达解除权人相对人的时间。笔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到达生效原则，解除通知以到达收件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为准。具体来说，书面通知以送到收件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视为到达;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通知，若收件人指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若未指定特定系统，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到达时间。此外，相对人可以亲自接受通知，也可以授权给第三人接受通知，因而通知到达享有代理权的代理人时也应视为到达，进而产生解除的效力。
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质是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方式。《合同法》第96条对于解除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未作特别限定，既赋予了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便利，又赋予了另一方对解除通知提出异议的权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完备的。
四、对我国诉讼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应当说，通知解除对解除权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便捷而有效的救济措施，是否行使解除权以及何时行使解除权，完全取决于权利人自身的意思表示，但如行使不当则极易导致权利的滥用，最终造成对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失。通过前面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看出，法国正是为了避免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才强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方式有时也简称为司法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审查、确定。司法解除有助于避免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但却不利于解除权人运用解除权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及时从合同中解脱以避免更多损失的目的，使解除权之功能发挥大打折扣，因而现今大多数国家都趋于采取通知解除的模式。以司法解除为代表的法国，为了克服司法解除的弊端，也开始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程序的特殊情形及例外，[5]这种做法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已经比较接近了。那么，我国立法是否应当采纳诉讼解除这种权利行使方式呢?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我国立法对于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这两种形式其实都给予了肯定，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履行通知程序而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对此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两种: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形式行使解除权，这样可以避免解除权人滥用权利，实现合同法的安全价值。否定说不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起诉来解除合同，其认为“解除通知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进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介入和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对诉讼解除持否定说的学者大多是以《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6]为论证依据的。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起诉的形式行使解除权，就违反了《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理由是:“其一，该法只规定了由合同解除权人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法，不得由裁判机关解除合同;其二，该法规定相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按照反向解释，解除权人无权提起合同解除形成之诉，也无权提起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关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只能由相对方提起。”[7]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四川省政府令 第236号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3月1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蒋巨峰
二○○九年五月八日
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健康发展，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前款所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是指以培训学员的机动车安全驾驶技能及相关知识或者以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的从业资格为教学任务，为社会公众提供有偿驾驶培训服务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发展的统筹规划和科学调控，鼓励和引导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向专业化、规模化、信息化和基地化发展。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基地的建设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纳入当地城市建设规划。
第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应当发挥行业代表、行业服务作用，引导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者加强行业自律，依法经营。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包括：普通驾驶员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含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机动车教练场经营。
从事普通驾驶员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的经营者简称为“驾驶培训机构”；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偿提供训练场地及配套服务的经营者简称为“教练场经营者”。
第七条 驾驶培训机构根据培训能力分为三级：
一级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三种（含三种）以上相应车型的普通驾驶员培训，并可以申请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二级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两种相应车型的普通驾驶员培训，并可以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三级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相应车型的普通驾驶员培训。
前款所列驾驶培训机构可以从事相应业务的驾驶员继续教育培训。
第八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机动车驾驶培训类，下同）和工商营业执照，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具备国家《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资格条件》（JT/T433），并且一级与二级驾驶培训机构教学车辆中汽车总数分别不少于50辆与20辆，每种车型的车辆数不限。
教练场经营者应当具备国家《机动车教练场技术要求》（JT/T434）规定的相应条件。
根据国家对上述标准的修订，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作相应调整。
第九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申请人应当依法向所在地的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经营许可并提交相关材料。
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受理的申请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公示结束后，应当在15日内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进行论证评审，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准予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许可决定书，载明经营主体、经营范围、培训区域、落实承诺事项及时限等内容；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专家论证评审的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条 驾驶培训经营被许可人应当按照许可决定书的要求落实许可事项。无正当理由超过承诺时限未落实许可事项的，原许可机关可以撤回经营许可。
第十一条 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在承诺期内落实许可事项的被许可人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符合条件的教练车配发道路运输证。
第三章 经营规范
第十二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注明的业务种类、核定的培训区域进行招生和培训，统一规范招生站（点），并将招生站（点）设置情况报原许可机关备案。
招生广告应当标明驾驶培训机构的名称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码，内容真实、合法，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第十三条 驾驶培训机构招收培训学员应当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明确培训的业务种类、方式和收费等内容，不采取恶意压价、欺骗学员等不正当手段开展经营活动。
培训费用按照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收取，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公示。
第十四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进行培训，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记录》（以下简称《培训记录》），建立学员档案，定期向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招生和《培训记录》等情况资料，向结业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由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国家统一式样印制。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审核《培训记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培训记录》。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申请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查验《培训记录》，并存入驾驶员档案。
对持《培训记录》申请考试、有弄虚作假嫌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四川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系统中查询核实。经查证不实的，取消考试资格；申请人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试。
第十六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按规定安装和使用驾驶培训学时计时仪，利用多媒体教学软件、驾驶模拟器、电动教学仪等科技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的培养和安全驾驶技能的培训，健全业务经营、人员培训、安全及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确保教学安全、提高培训质量。
第十七条 驾驶培训机构因故停业、歇业的，应当妥善安置已招收学员，原许可机关应当督促驾驶培训机构处理好善后事宜。停业期间禁止招收学员。
第十八条 学员可以自主选择教练员和培训时间，按照教学大纲完成培训学时，参加驾驶培训机构组织的结业考试，对未公示的收费项目及其他违法行为有权拒绝和向监督管理机关投诉、举报。
学员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驾驶培训机构的管理制度，爱护培训设施、设备。
第十九条 教练场经营者应当加强教练场维护与管理，完善服务功能，保证培训安全，提供符合技术条件的机动车教练场用于教学活动，遵守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管理规定。
第四章 教练员与教练车
第二十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应当符合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经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考试合格，取得统一印制并编号的《教练员证》。
未取得《教练员证》，不得从事驾驶培训教学活动。
第二十一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聘用取得《教练员证》的人员从事驾驶培训教学活动。驾驶培训机构聘用教练员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社会保险。
第二十二条 教练员应当随身携带《教练员证》、按照准教类别与车型、使用教练车和驾驶培训学时计时仪及智能卡从事教学活动，及时、准确采集教学数据信息、如实填写《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完成规定的培训内容和学时，参加继续教育与教学质量信誉考核。
教练员不得酒后教学或者让学员单独驾驶教练车，不得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向学员谋取其他利益，不得为非受聘的驾驶培训机构提供培训业务。
第二十三条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对教练员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对教练员的教学水平、职业道德、接受机动车驾驶新知识、新技术再教育情况等进行考核评议，向学员公布教练员教学质量排行情况。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对教练员每年进行不少于一周的脱岗培训。
第二十四 条教练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注销其《教练员证》：
（一）提出注销申请的；
（二）年龄超过规定的；
（三）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的；
（四）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负同等及同等以上责任的。
第二十五条 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统一全省教练车车身颜色和标识。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使用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配备副后视镜、副制动踏板、灭火器及其他安全防护装置、具有统一车身颜色和标识的教练车从事教学活动。
禁止使用非教练车从事驾驶培训经营活动。
第二十六条 驾驶培训机构在道路上从事教学活动，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布指定的训练路线和时间。
第二十七条 驾驶培训机构自主决定增减教练车辆，并按照规定办理道路运输证等相关手续。
驾驶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教练车辆档案，对其定期维护和检测，确保教练车辆性能完好，满足教学和安全行车要求。
教练车维护分为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一级维护时间间隔为1个月，二级维护时间间隔为6个月。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驾驶培训机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驾驶培训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全省驾驶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体系，制定量化考核的标准与办法。市（州）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驾驶培训机构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考核结果作为驾驶培训机构升级或者降级的依据，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驾驶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次年不得新增教练车。
第二十九条 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教练员脱岗培训进行指导和监督，实行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考核制度，建立全省教练员信息管理系统，依法向社会公开教练员信息。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机动车教练场经营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机动车教练场规定条件的，责令限期整改；经整改合格后符合条件的方可用于教学活动。
第三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实施驾驶员培训学时计时、考试及质量跟踪系统的信息化管理，建立驾驶员培训与考试、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的衔接制度，完善信息互通和监督制约工作机制，提高培训、考试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第三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开投诉与举报电话、通讯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接受社会监督，依法受理和及时处理投诉与举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驾驶培训机构和教练场经营者在经营期间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法定经营条件仍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原许可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不到法定经营条件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予以降级直至撤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驾驶培训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核定的培训区域之外设点招生或者培训的；
（二）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未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教学的；
（三）违反第十七条规定停业或者歇业期间未妥善安置已招收学员或者在停业期间招收学员的；
（四）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聘用无《教练员证》的人员；
（五）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使用非教练车从事驾驶培训经营活动。
第三十五条 驾驶培训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设置招生站（点）未备案的；
（二）违反第十六条规定不安装或者不规范使用学时计时仪的；
（三）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对教练员进行脱岗培训的；
（四）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未使用符合要求的教练车的；
（五）违反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教练车道路运输证的。
第三十六条 教练员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教练员证》，并向社会公告。被吊销《教练员证》的人员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办理《教练员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培训记录》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予以收缴，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驾驶培训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四川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经营及其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一条 外商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独资等形式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同时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等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