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开展整顿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的实施办法

1982年6月9日，卫生部

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包括胎盘血制品）是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病治病不可缺少的有效武器。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生物制品、血液制品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品种日趋齐全、产量大幅度增加、质量有明显提高，为防病治病、战备救灾、抢救危重病人、保障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十年动乱，生物制品的生产科研工作遭受破坏，企业管理水平低，在经营思想上还存在某种程度忽视质量的现象。有的制品污染率比较高，浪费损失大，有的制品反应大，效果差，一些制品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规程的要求、血液制品存在的问题更多。一是生产单位乱，没有严格审批手续。据初步调查，在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内有64个生产单位，有省办生物制品所、中心血站、卫生防疫站、药品检验所、制药厂、部队、医院以及妇幼保健院等。其中多数单位不具备生产的基本条件。二是管理乱，血液制品的生产布局没有统一管理，产品没有纳入计划，产品质量未经检定部门检定，也未进入商业渠道，而是采取自产、自销、自定价格的方式进行交易，影响了计划管理。进口管理方面无专门检验部门进行质量把关，有的将不含蛋白的制品冒充丙种球蛋白，以假充真，危害人民健康，致使我们在经济上造成损失。三是使用乱，血液制品是短线的紧缺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加之，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使用血液制品有利无害，滋补身体，延年益寿，是能治百病的“万灵药”。因此到处找门路盲目乱买滥用，也为质量低劣的产品开了方便之门，致使反应事故不断发生，近年来已发生多次因染菌未经检定，使用后造成病人死亡的严重事故。目前我国肝炎流行严重，以血液为原料制出的产品，不经严格检定将会给人民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为此，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1979〕144号《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单位关于在全国开展整顿药厂工作的报告》及国发〔1981〕87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对我国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以利加强领导，统一管理，使其更好地为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服务。
现将整顿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整顿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的工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卫生部（82）卫防字第35号《关于加强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管理的规定（试行）》的各项原则，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在整顿中前进，在整顿中提高。
二、整顿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细致的任务，应切实加强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部属单位整顿工作由卫生部领导，其它单位由所在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或主管上级单位负责领导整顿工作。
三、在开展整顿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工作中，要始终抓住质量这个关键。做到把整顿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与全面合理的生产布局结合起来，与整顿品种结合起来，与加强对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的法制管理结合起来。
四、在整顿中，对生产条件完备、技术力量强、制品质量好、成本低的单位，经过整顿可优先予以保留，对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不予批准生产。对停止生产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的单位，按隶属关系由主管上级妥善安排关、停、并、转。
五、整顿工作的内容：
1．各单位生产的制品，要逐个品种进行整顿，检查制品的质量是否符合1979年部颁《生物制品规程》要求。
2．生产用水、电、气是否有保证；生产操作车间、消毒、排污、包装、检验、贮存、冷藏、运输等基本设施是否符合生产要求。
3．菌毒种是否严格按照生物制品生产、检定用菌种毒种的管理规程执行。
4．易燃、易爆、腐蚀、剧毒等原材料是否有专用的贮存场所及严格的管理。
5．根据生产品种的工艺要求，所用的仪器及设备是否完好和运转正常，计量仪器是否准确可靠，实验动物是否符合规程要求。
6．主管生产检定的负责人是否能坚持原则，并熟悉业务，是否具有解决生产或检定过程中所遇实际问题的能力。
7．生产操作和检定工作人员是否熟悉生产、检定操作专业知识，直接从事生产操作人员是否患有传染病或属隐性传染病。
8．各生产单位是否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制品生产是否有完整的操作细则；是否有完善的质量监督体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的规定；是否有完整的生产、检定记录。
9．各生产单位的环境卫生是否符合卫生要求，是否按规定进行三废处理；是否有供生产、检定工作人员使用的劳保设施；是否做到安全生产。
10．生产需用的主要原材料，是否纳入国家计划，是否有正常的供应渠道。
11．是否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实现文明生产。
六、整顿工作的步骤：
1．1982年6月底以前，各单位要做好生产品种的清理登记工作，并将登记表一式两份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2．1982年第三季度各生产单位按第五项内容自行进行整顿，总结上报。然后分别由卫生部，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或主管上级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对所属各单位的制品根据国家规定的条件分级进行技术鉴定，提出保留和淘汰意见。1982年9月底报卫生部综合审核。对有争议的品种，应广泛征求意见，进行复核后再予审定。
3．1982年第四季度分级组织整顿验收小组对所属各单位的整顿结果进行检查验收、报请有关部门颁发营业执照和生产批准文号。
4．1983年元月1日起，所有生物制品和血液制品要做到生产有照，销售有号，否则不得进入市场和投入使用，违者依法处理。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行为认定标准

　　　　　　　　　　　　　　宋旭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应当采取有限的扩张性解释，即以法律结果上的执行不能为衡量标准。执行程序问题并不必然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而应视具体情况分析判断。


■案号 一审：（2011）北刑初字第 347 号

【案情】

公诉机关：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桂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2日，被告人王桂芳与刘某某签订青岛市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双方约定王桂芳以13.3万元的价格将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房屋出售给刘某某。因王桂芳一直未给刘某某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刘某某将王桂芳诉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08年8月19日，法院作出（2007）北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某某与王桂芳签订的青岛市已购公用住房销售合同继续履行；王桂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刘某某办理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住房的产权过户。宣判后，王桂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9年2月23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9）青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桂芳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下达后，王桂芳一直未履行该判决。2009年5月13日，刘某某申请市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09年6月17日，王桂芳在明知法院已判决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将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住房以19.7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贝某，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刘某某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宣告王桂芳与贝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审理中经评估，涉案房屋于鉴定基准日的价值为人民币52.8万元。2010年7月12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北民一民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桂芳与贝某于2009年6月16日就本市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贝某不服，提出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1）青民一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贝某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12月10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2011年6月15日，被告人王桂芳被公安机关抓获。

【审判】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桂芳无视国法，置生效判决于不顾，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涉案房屋转让他人，致使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指控成立。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评析】

近年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信力。作为维护法律文书权威性的终极司法手段，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运用却十分鲜见，法律适用中的认定困难为重要原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几个焦点问题极具典型性，笔者结合有关规定对其做一些浅显的分析。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节标准

本案中，辩护人认为，根据有关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要件之一是“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而本案被执行的房屋本身并未灭失，判决、裁定仍可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执行，因此认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疑问。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但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认定情节严重却成了一个难点。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下发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3条对情节严重的五种情形作出了规定；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其中第二条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进行了解释。对照来看，两个解释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司法解释》主要是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情节进行了列举，而《立法解释》则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范围进行了说明。但是两个解释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采用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一表述。由此，认定“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标准就成了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问题。

法院可强制执行的对象总体上来说可分为财产和行为两大类，其中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针对财产的执行又可根据执行依据内容的不同分为特定财产的执行和不特定财产的执行。前者是指法律文书对具体财产范围进行了明确的指定，如特定房屋等；后者是指法律文书仅对财产价值进行确定，最常见的为金钱给付。本案为典型的特定财产执行。对该执行行为而言，导致无法执行的原因只有一个，即财产灭失。财产灭失从狭义上讲仅指财产的物理灭失，即特定财产损毁或失去应有功能。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法律灭失，即特定财产权属发生变更。本案中辩护人的意见采取的即是狭义解释，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只有在财产发生物理灭失并由此导致判决、裁定绝对无法执行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对“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应当做有限的扩张性解释，即采取广义的财产灭失概念，将法律灭失导致财产不能执行作为构成犯罪的衡量标准。只要被告人的行为导致被执行财产物理灭失和法律灭失，即可认为其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理由在于：

1.虽然权利人可经法定程序申请宣告可供执行财产法律灭失的效果无效并使案件继续执行，但是并不影响被告人罪名的成立。从客体上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维护的是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确保司法权的正常运行。只要被告人的行为对司法权威和司法权运行秩序造成了损害，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和两个解释的规定来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属于情节犯，即在对抗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过程中做出违法行为且情节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程度后犯罪即成立。如采取仅在发生判决、裁定绝对无法执行这一危害结果的情况下犯罪才能成立的狭义解释，则本罪应属结果犯，转移、隐匿等行为因未造成财产物理灭失的危害结果而不能作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予以认定，其与法律规定产生了冲突。

2.从社会效果上看，仅以被执行财产的物理灭失作为定罪标准无疑会极大降低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违法成本，在权衡利益得失后，被执行人会做出规避执行的行为选择，使生效法律文书确立的权利的实现更加困难。而且在执行实务中，可供执行财产的物理灭失情形极为少见，大多数情况下，被执行人均采取的是隐匿、转移、变卖财产的手段使可供执行财产形成法律灭失的结果。如采取狭义解释，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将受到极大限制，不能对大多数规避执行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有违立法原意。

3.采取法律灭失的认定标准，有助于区分罪与非罪。采取该认定标准明确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行为的底线，只要可供执行财产未因被执行人的故意造成物理灭失或法律灭失，那么被执行人采取的规避执行行为就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进行惩处，从而有效限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

二、执行程序问题是否影响定罪量刑

本案中，辩护人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第3条第1款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发生时间应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立法解释》中采取的也是“被执行人”这一表述，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在进入执行程序后才应构成，而公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已收到执行通知书，被告人并非被执行人，因此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那么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等执行程序问题是否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呢？

笔者认为，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并不影响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理由在于：

1.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及时、完全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只要被告人收到了法院的判决、裁定，就应当视其已明确知晓了其权利义务的状态。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无论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其都应当积极履行义务。在明知应承担义务的情况下，当事人依然采取各种手段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2.是否成为被执行人并非由执行通知书的送达来界定。如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一样，被执行人是相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的一个法律概念，无申请执行人自然也无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且被法院立案受理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就已经确定。因此，本案中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并不影响被告人成为被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