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问题

秦旭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我国的劳动纠纷日益增多，也日趋复杂。1980年代确立起来的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同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也突现出来，其改革问题也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一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简述

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1（参见 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处理劳动争议的机构有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三种。依劳动法第19条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前为劳动部）的相关解释，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确立了“仲裁前置”的原则，既劳动仲裁为劳动审判的前置程序。
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调解机构是企业的内部机构，是否申请调解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而劳动争议仲裁具有特殊性，仲裁机构属半官方性质，依法定原则由政府、工会和用人单位三方共同组建。另外，劳动仲裁申请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提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仲裁裁决也不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就法律性质而言，我国的劳动仲裁不同于司法裁判和一般的民商事仲裁，，它兼有行政性和准司法性：一方面，劳动行政部门的代表在仲裁机构组成中居于首席地位，仲裁机构的办事机构设在劳动行政部门，仲裁机构要向本级政府负责，仲裁行为中还有行政仲裁的因素；另一方面，仲裁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组织活动原则和方式等与司法机构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它是国家依法设立的处理劳动争议的专门机构，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仲裁的程序和机制和诉讼差不多。2（参见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91）在劳动审判机构方面，我国现行体制是在人民法院内，由民事审判庭裁判劳动争议案件，而没有设立独立的劳动法院或专门的劳动法庭。

二 对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几点反思

（一） 对“仲裁前置”的质疑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的社会机构和秩序决定了劳动者对单位的高度依附程度，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3（参见赵文骅：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需要改革，新民晚报，2002年1月 6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社会变迁，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之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浪潮涤荡下，民众的权利意识勃发，争讼的冲动也突现。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调解结案率却逐年下降，仲裁率逐年增加，而不服仲裁又起诉的案件也大量增加。这种背景下，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中“仲裁前置”的规定不符合司法最终原则和程序正义等法治原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劳动争议从根本上还是一种民事争议，争议双方一般都是法律上平等的民事主体。对劳动争议的解决，当事人应当有自由选择权，或调解、或仲裁、或诉讼。而在现行体制下，一方面，争议双方任何一方只要有意，无须事先有仲裁协议或者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就可以申请仲裁（鉴于劳动争议不同于一般民商事争议，劳动仲裁这种有别于一般民商事仲裁的规定是合理的，下文还将会论述到）；另一方面，将劳动仲裁强制性规定为劳动诉讼的前置程序，剥夺了当事人将争议直接诉讼法院的权利。依法法治原则，司法是这会公正的守护者，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都有权获得司法救济，除非双方当事人有协议明确应该将争议提交仲裁，否则，法院读应当受理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弊端还在与，依我国现行体制，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有范围限制，这样就可能导致一些劳动争议由于不属于劳动仲裁机构受理范围，或者因劳动仲裁机构错误地不予受理，而无法诉讼法院，最终导致当事人诉权无法实现。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案件审判的有关司法解释为解决这一问题已经作出了一些规定，4（参见2001年3月22日通过、4月3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至第五条）比如，劳动仲裁的时效为60天，远低于一般民事诉讼的时效，按解释第三条，如争议案件超过60天期限但仍未超过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将“依法驳回起诉讼请求”。解释虽然遵循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但显然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十分不利，反而大大损害了劳动法作为社会法侧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另外，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及时、便利应是一个必要的考量因素。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仲裁前置”导致现行劳动争议解决过程周期长、成本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现行体制，劳动仲裁的时限一般是60天，民事诉讼的时限一审6个月，二审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适当延长，这样，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可能历时一年以上才能得到具有终局效力的裁决。比如，一起由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提供法律援助的劳动争议案件，经调解、仲裁、一审、二审和强制执行，历时三年方告终结；5（参见同前注1文章）内蒙古哲里木盟处理的某铁路段与职工因除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也经历了可行的全部程序，历时近两年。6（参见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3月，P24）这样耗时费力的争议解决机制，往往给争议当事人中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造成很大伤害。比如前述第一案中。资方利用法律规定中的这一弊端，采用拖延战术，如果劳方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可能因为耗不起而忍痛放弃寻求救济；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终审判决与仲裁结果一致，当事人白白耗费了精力财力。

（二） 现行劳动仲裁体制的几点不足

前文已对我国劳动仲裁的法律性质、特点等作过简要概括，这里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
首先是，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色彩太浓，缺乏独立性。劳动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独立性是其必要之义。现行体制中，虽然劳动仲裁机构是按三方原则组成依法律授权“独立行使仲裁权”，但实际上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应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行政力量在仲裁机构中占主导地位，加之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没有独立的、非官方的工会，也没有雇主协会等一类组织，“三方原则”实际难副其实，劳动仲裁机构的行政性色彩非常浓重，司法性不够，容易受到行政干预。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在劳资纠纷中往往偏袒资方，忽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2001年末在全国开展的为民工追讨拖欠工资的运动中，就暴露了以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其次，劳动仲裁人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也是一大问题。相比民商事仲裁中仲裁员“必须从从事律师、审判、仲裁工作8年以上，以及具有高级职称的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人员中选拔”的要求，劳动仲裁人员的资格要求要低得多。它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劳动业务知识及分析、解决问题和独立办案能力；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3年以上或从事与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有关的（劳动、人事、工会法律等）工作5年以上并经专业培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这导致劳动仲裁人员整体的法律素养比较低，难于胜任司法性程度很高的仲裁工作。
再者，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缺乏权威性。现行体制下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7（参见同前注6张文）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三）现行劳动审判制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实体法上法律适用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劳动法被认为是“社会法”，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兼有“当事人平等协商”和“国家干预”的特点。它区别劳动关系主体的实力强弱和地位差别而偏重保护弱者，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公益。8（参见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P4及P59以下）民法上的有关规则对劳动审判一般是适用的，但劳动争议的解决主要适用的还是劳动法规范，而当前我国的劳动法还很不完善，基本的法律只有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和1992年的《工会法》，而且规定很简略、原则，许多地方已经落后了，目前实践中主要适用的是法规和大量位阶很低的规章、行政解释和一般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有许多同民法上的规范不一致，而我国法院并无司法审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就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其次是程序法上的问题。劳动审判在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劳动审判有诸多不适应之处。9（有关论述参见 ：侯玲玲、王全兴：民事诉讼法适应劳动诉讼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6期，P14-16；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6-27）在管辖制度上，劳动法没有规定，完全按民事诉讼法中原告就被告的原则，在劳动者为被告时就难于实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也未考虑到劳动案件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所在地管辖和劳动合同履行地管辖的原则。但在工资纠纷、工伤纠纷争议等情形，如工资关系所在地和工伤事故发生地与用人单位所在地和劳动合同履行地不一致，适用该原则是不合适的。在举证责任上，劳动审判案件中如完全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则不符合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和偏重保护劳动者权益法的要求。对于用人单位对违纪职工作出相应处置的纠纷、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的纠纷及拖欠工资的纠纷等，应居于当事人举证责能力不同和劳动法价值旨向上的考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司法解释十三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在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间等决定等方面的举证责任，但仍然没有全部包含前述三方面的要求。在时效制度上，民事诉讼法与劳动法上的规定差异很大，造成很多问题，前文已经涉及。

三 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特别是劳动监察，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所谓“开源节流”，从源头入手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二）改善和加强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在一个利益熙攘、冲突频仍、诉讼爆炸的时代，重视调解制度功效的发挥是很有必要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在程序上，在利用调解方式的灵活性、便利性等特点之外，还应重视操作的规范化，特别是在较专门化、正式性的调解中，应加强程序性建设，制定科学、规范的程式，以保障调解的公正性；在调解的效力方面，在组织和程序方面得以保障的基础上，应赋予一些专门性、规范化机构调解结论以法律效力，当事人自愿接受的调解协议符合法定条件的，必须执行，不能轻易反悔；确有必要的，也可以启动法院对调解结果的监督程序。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之间的关系
这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裁审分轨、各自终局”。10（相关论述参见：汪君清：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重构，《中国劳动》，2001年第11期；张利锋：对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反思与重构，《中国劳动》，2000年第3期； 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chinalawinf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805）所谓“裁审分轨、各自终局”，是指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起诉；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
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仲裁前置”、“一裁两审”模式的弊端前文已经作过论述。仲裁和诉讼两种途径各有起特点，通过双轨制将两者合理分开，同时赋予当事人以自由选择权，一则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则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再则，这也增强了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两裁终局的理由在于，劳动仲裁兼有行政性和司法性，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争议解决机制，实行两裁是为了维护仲裁的公正、增强对当事人权益的保障，而终局则是基于其司法性和不可诉性。日本、韩国都采用了两级仲裁的制度，我国其实也有过类似的尝试和尝试。原劳动部199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组织了两裁终局的试点，江苏、安徽等省的地方法规和具体实践实际上也已经尝试着采用了两裁终局或一裁一监督的体制。11（参见王振麒：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立法建议，《中国劳动》，2001年第2期，P10；陈新：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实行两裁终结，《中国劳动》，2001年第12期，P28；阮秀：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
实行“裁审分轨、各自终局”制相应需要一系列改革。首先，要在立法上全面确立这一制度，制定完善的劳动仲裁法，县区、地市和省级政府甚至中央都应建立劳动仲裁仲裁机构，并要提高仲裁机构的独立性，规范其职责、权限，健全仲裁程序，体现三方原则，完善仲裁员选任制度，特别是借鉴民商事仲裁制度的成功做法。只要作到机构独立、程序保障、高素质人员配备及有效监督，劳动仲裁两裁终局是完全可行的。其次，在劳动审判方面，在立法上应解决民法与劳动法的实体法上的适用困难，对民事诉讼法上不适应的地方也作出协调、梳理；在审判组织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现行司法制度，兼考虑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三方原则的要求，在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内设立专门的劳动庭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将劳动庭置于民庭中是因为劳动审判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而不同于刑事和行政审判有各自专门的诉讼程序；而现行的“大民庭”实际包括民事、经济和知识产权庭，增加劳动庭符合劳动审判的特殊性和专门化要求。另外，在劳动庭的组成上也应有别于其他民事审判庭，以熟悉劳动法的专业法官作为审判员，同时吸收来自职工方和用人单位方的陪审员。这样，既符合民事诉讼法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要求，又符合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三方原则要求，而且，劳动审判庭中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可以直接利用劳动仲裁制度中的资源，有效而又便利。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2003年4月1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3年5月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66号公布）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遵循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和属地管理原则。

鼓励劳动自救和社会互助。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

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全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申请对象的初审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受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相关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下列工作：

（一）财政部门应当按预算足额拨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二）统计、价格部门应当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工作；

（三）教育、卫生、国土资源、建设、劳动保障、人事、工商、税务、公安、计划生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和自来水、燃气、电力等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四）财政、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审计工作。

第六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核定的保障对象所需资金编制年度计划，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审查，列入财政预算，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补助金专户，专款专用。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捐款、资助。捐款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补助金专户，全部用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发放。

第七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价格等部门，按维持本地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测算、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根据当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适时作出调整。保障标准的调整，按前款规定重新核定。

第八条 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当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本人通过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向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未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户主可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第九条 户主在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时，应当出具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户籍证明；

（三）涉及家庭成员收入的相关证明。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有义务为本单位困难职工出具真实、准确的收入证明。

第十条 申请人家庭人口的核定：

（一）以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核定；

（二）人户分离的家庭，由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由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核定；

（三）申请人家庭有农业户口的，只核定具有非农业人口的家庭成员；

（四）在校学生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与父母或者抚养人分立户口的，仍按其与父母或者抚养人共同生活核定；

（五）与父母共同居住的成年已婚子女，未分立户口，家庭生活困难，需要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可按分户核定。

第十一条 申请人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全体家庭成员的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补贴、津贴和各类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金、基本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

（三）储蓄存款以及利息、股票、其他有价证券和红利；

（四）出租或者出售住房以及其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五）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搬迁获得国家、集体、企业、社会的各类补偿费、补助费；

（六）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者扶养人给付的赡养、抚养或者扶养费；

（七）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予；

（八）农业户口家庭成员的收入，按家庭总收入计入；

（九）从政府或者事业、企业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减去按规定应当扣除的部分后，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月平均计入家庭收入，计完为止；

（十）其他收入。

第十二条 下列内容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享受的各类抚恤金、护理费、保健金和义务兵家属优待金；

（二）对国家、社会和人民作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金；省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三）因工（公）负伤人员的工伤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因工（公）死亡人员丧葬补助费、死亡后一次性抚恤费；

（四）政府和社会给予的奖学金、助学金、见义勇为奖金、独生子女保健费和奖金；

（五）临时社会救助和慰问金。

第十三条 在就业年龄段内没有就业和其他收入的人员，按实际收入计算，不得因其有劳动能力而推定计算收入。

第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人员，应当采取入户调查、实地查看、邻里访问和信函取证等方式，调查核实申请人家庭人口收入状况。

申请人以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不配合或者拒绝调查的，视为放弃申请。

第十五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将调查核实的申请人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救助金额等有关情况予以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公民对张榜公布的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再次调查核实并重新公布。

第十六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对申请人基本情况的调查核实上报工作，应当在收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人人户分离的，可适当延长时间，但延长时间最多不超过15个工作日。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社区居民委员会上报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核，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接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审批。对符合条件的，填发《贵州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向申请对象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拥有汽车、移动电话、摩托车、空调、计算机等高档消费品的；

（二）人均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上的；

（三）购买商品房或者自建楼房未满5年的；

（四）异地购房入户未满5年的；

（五）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并且有劳动能力，不接受有关部门组织的就业培训或者一年内2次推荐就业，无正当理由拒绝的；

（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未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的；

（七）出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的；

（八）有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经教育不改的；

（九）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生活来源有其他渠道，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

第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区分下列不同情况，批准申请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者扶养人的城市居民，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二）其他城市居民，按其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第十九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按月以货币形式发放，也可委托当地银行分支机构或者邮政储蓄分支机构代发。

第二十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动态管理。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根据保障对象情况变化，及时办理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减发、增发或者停发手续，并按期审核《贵州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贵州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按季度审核；逾期未审核的，视为失效。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档案管理制度、统计台帐以及统计报表制度。

第二十二条 持《贵州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居民，可以享受下列优惠：

（一）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对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并且有劳动能力的保障对象，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介绍就业，并减免求职登记费、成交费等有关费用；

（二）工商部门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保障对象，应当给予必要扶持和照顾，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三）教育机构对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保障对象应当免收杂费，在幼儿园、高中、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就读的应当部分或者适当减免学费；

（四）国家医疗机构对保障对象的就诊应当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并提供优质低价的医疗服务；

（五）房屋管理部门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租住公有住房的，应当适当减免租金；

（六）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三条 保障对象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家庭成员的收入发生变化时，应当主动、如实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报告并接受审核；

（二）户口发生迁移变化的，应当在原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办理最低生活保障金转移手续，保障标准按新户口登记地的规定执行；

（三）家庭成员中达到法定就业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应当参加有关部门举办的就业培训，接受介绍就业和自谋职业；

（四）家庭成员中达到法定就业年龄且有劳动能力尚未就业的，应当参加当地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的公益性社会服务。

第二十四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有冒领行为的，追回冒领最低生活保障金，并处以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一）未履行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义务的；

（二）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三）不及时注销和办理家庭死亡人员手续，继续领取死亡人员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第二十五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审批工作，影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正常开展，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二）违反法定条件、程序审批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三）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条件的保障对象拒不发放低保金的；

（四）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擅自改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五）出具不实证明以及材料的；

（六）贪污、挪用、拖欠、截留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