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与审判方式改革
黄芳

　　裁判文书是法院行使审判权所最终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意义不仅在于表明裁判结果，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争议给出结论性意见，它作为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为了表明裁判结果不是基于主观、擅断、强权干预而作出，它必须体现裁判在程序和内容上的公开、公平、公正，事实上后者也正是司法活动的权威性之所在。要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必须改革过去裁判文书只重结果、不重分析与说理的习惯模式，使裁判文书以详尽的事实、周密的论证、充分的说理成为法院严肃执法的最佳写照。
　　当前对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社会普遍反映质量不高。其中尤以案件的有关当事人的反应较为激烈，批评较为尖锐。事实上，与裁判结果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当事人在败诉或诉讼请求未完全满足时往往对裁判的公正性提出怀疑，而裁判文书在叙述事实和认证、说理方面的笼统、含糊其词无疑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感。有时候，裁判文书的语焉不详是影响当事人是否要求进入下一步救济程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外界对法院的印象，影响着司法程序及裁判文书本身的公信度。
　　当事人在上诉、申诉中涉及对民事裁判文书的意见一般有：叙述事实不全面，有选择性地认定事实；认定事实的证据不明显；说理苍白、空洞、形式主义——对是否采证、支持主张只给结论、不述理由或者给出的理由含糊不清、让人不明所指，难以服气；不全面反映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当事人的某些主张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等。尽管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不总是合法、合理的，但针对裁判文书提出的上述批评意见确实在很多裁判文书中都有体现，可以说切中要害，不容忽视。
　　以上问题的存在根源，固然与我国目前法官的平均素质偏低有很大关系——主要表现为理论功底不足，综合运用法律对案件进行论证性分析的能力相当欠缺，同时也是传统的审判方式所造成的。在事实求是的指导思想下构建的传统的民事审判模式重实体、轻程序，以追求客观上的真实为己任，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法院在审理活动中自始至终居于主动，反映在概括审判全过程的裁判文书中，便是审判机关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而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的轻视和对司法的程序性要求的忽视，必然导致审判在事实上的不公开、不透明，对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性的追求由于失去了程序正当和证据规则的指导，很容易演变为法官在调查取证上的主观随意。这样，在裁判文书中对当事人所举证据进行认证和对其所主张的事实一一作出认定并阐述理由，在主审法官看来，显得既麻烦又无必要，而前者的缺失自然导致裁判理由的不能展开。如此看来，传统的审判方式由于忽视了司法之程序性特征和民事审判应秉持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然这种意思自治应受到法律规定之限制)，使得民事案件的管理既缺乏效率，又有违审判公开原则，而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活动的终结性记载，其反映出来的司法理念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以判决书的认定事实部分为例，其叙述事实的方式是法院“经审理查明”，其叙述角度是单一的，强调的是法院经过调查最终掌握的事实，当事人在此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是结论性的、单元的，它摒除了诉辩各方关于事实的不同叙说及针锋相对的辩驳，所有的意见分歧在此前已经法官甄别、筛选，尔后纳入法院认定的事实部分，如此一来虽然读起来条理清晰，有系统的整体感，然而却体现不出当事人在事实方面的争议和法官对其孰取孰舍的判断过程及依据，有违审理公开之法治原则；同时这样的叙述方式由于以法官的视角为主导，往往根据法官的主观取舍标准决定是否对某项具体事实予以提及、确认，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因此在实践中出现很多裁判文书叙述事实有选择性、不全面的例子也就不奇怪了。
　　民事审判方式进行改革后，审判中的法官职权主义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化，严格贯彻审判公开原则成为诉讼程序逻辑上的本质要求。庭审成为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而当事人围绕其诉辩主张进行的举证、质证活动则成为决定案件命运的关键步骤。法院的职责相应地由过去的主动发现和查明事实转以审查确认证据为主，只是当事人举证有困难或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相互矛盾，且有必要向第三方调取证据时，才依法行使调查取证权。审判方式上的变革使得审判活动有了显著的对抗性色彩，法院由过去的积极介入与干预复归于中立的仲裁者地位，这无疑是合乎客观规律的科学的转变。相应地，作为对民事案件审理全过程的全面概括，裁判文书也应淡化职权主义色彩，让当事人担当主角，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诉辩观点和证据支持力度。这也意味着裁判文书应对当事人关于本案的主张和意见应予客观、忠实的反映，而不能随意删、简，以偏概全。概括地说，裁判文书应体现诉讼的对抗性和审判的公开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能不涉及裁判文书样式的改革问题。传统的民事裁判文书在事实认定部分采用“经审理查明”这种单一的结论性的叙事方式，当事人在事实与证据方面的争议无法得以体现，充分反映庭审过程也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正因如此，很多法院在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时也大胆尝试对裁判文书样式的改革，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通过诉辩各方的不同角度反映案件有关事实、争议焦点和庭审过程，明确列出当事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材料，使得裁判文书对案件事实的反映更为清楚、明白，同时也体现出司法程序的公开与公正。目前，民事裁判文书的新样式尚未下发，但有一点已达成共识，就是扩充裁判文书的内容，对于案件审理过程，尤其是庭审过程给予客观、具体的反映。据此，笔者建议最高法院尽快考虑改革民事裁判文书样式，使其与正在深入的审判方式改革相衔接，体现改革成果。
　　民事裁判文书对于审判公开原则的体现当然不应仅是审理过程的公开展示，它更是裁判者对该裁判结果所作出的负责任的公开解释与说明。原则上，法官作为争议的中立裁判者，本着只服从法律和正义的司法准则，对于其作出裁决的依据没有理由不予公开。但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通常做法是在案件的审理报告中对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认证，并说明裁判所根据的具体法律规定、行政规章及法律原理等，而在对外界公开的裁判文书中则以极短的篇幅，寥寥数语即完成认证与论理，以致经常出现认定事实的证据不明显，作出裁判的依据不明确等问题。具体表现为：裁判文书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哪些采信、哪些不采信、不作明确交待；支持或驳回当事人的主张往往不叙述理由或者含糊其词，让人不明所指；对于当事人的某些诉辩主张不予提及，笼统予以驳回。裁判文书不公开认证、不叙明裁判依据，当然也就给人以“不讲理”的印象。审判公开，就是要将法院的认证、采证意见予以公开，将法院作出裁判的具体法律依据在裁判文书中说清道明，使“判”的依据与“审”的过程都公诸于众，以增加审判的透明度，让当事人明了其胜诉或败诉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同时，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民事案件的审理一般依据当事人的诉请而进行，顺理成章地，其裁判文书在阐述事实认定和实体处理意见(包括其依据)时，也应尽量全面地顾及当事人的主张。作为对当事人诉请的积极回应，裁判文书应对当事人正式提出的诉辩主张，一一作出明确的回答，而不是选择性地对一些主张作出表态，对另一些主张或请求则避而不谈，消极逃避。实质上，如果法院对当事人就该案提出的主张与请求在事实上进行了审理，却未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态度、说明理由，毫无道理地保持缄默，也是未严格贯彻审判公开原则的一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从某种角度上说，民事裁判文书也应是法官根据当事人的诉请，综合运用法律知识与原理对案件事实作出分析、判断，从而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决定的实用型论文。论文的生命力在其论证，而一份高质量的裁判文书的精彩之处，同样也体现于从现有证据材料到最终裁判结果的完美推理过程。这种推理应立足于可靠的事实，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逻辑严密。
　　作为运用普遍性的法律规范解决具体的个案问题的实例，裁判文书的论证通常应经历以下步骤：
　　从现有证据中确认相关案件事实；从具体的法律事实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关系；运用相应的法律规定推导出处理本争议的基本原则；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对当事人的主张进行分析、判断；最后对当事人的诉请作出处理结论。在一篇裁判文书中，类似的论证过程极有可能重复多次，具体情形视案情需要而定。从目前的现状看，多数民事裁判文书的论证部分较薄弱，表现为论述过于简略，论证未展开，往往以程式化的语言连接起若干推理结论，令其推理缺乏有效的、实质性的理论支撑，论证苍白、无力，流于形式。最常见的毛病是在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过渡生硬，不能以理服人。如对案件的基本法律关系缺少基础性分析(只是以叙述案由的方式一句带过)，或在分析时不对案情事实作必要概括，等等。尽管裁判文书的论证水平取决于法官的综合法律素质(包括对法律专业知识与理论的掌握程度)、思维在逻辑上的严密度，以及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提得高的，但是，我们仍应鼓励法官们在制作裁判文书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以及适用法律充分展开论证，在不致曲解法律的前提下以自己的风格撰写裁判文书，大胆抒发个人见解。这既是提高法官的专业写作水平的需要，同时也可使裁判文书既遵从法理，亦不悖乎人情。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全国各地法院对于民事裁判文书的改良也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事实上在有些地区，裁判文书的改革是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的。对民事裁判文书采取何种新样式才能体现审判方式的改革成果，各地也在探索之中。不容置疑的是，形式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采取何种形式，应取决于内容的需要。从目前民事裁判文书的现状出发，笔者认为裁判文书的改革应体现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突出诉讼的对抗性和审判的公开性，对审理过程尤其是庭审中举证、质证及认证予以公开展示，扩充裁判文书的内容，加强裁判结论的论证，使得裁判文书以详尽的事实、周密的论证、充分的说理来大大增强其可读性与说服力，而不是在论据模糊、论证空洞的情形下将判断结果一厢情愿地强加给他人，这才符合裁判文书制作的本质要求。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审理与解决
??蔡某诉某县建设局房屋登记行政纠纷案诉讼程序问题的探讨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蔡某于1986年购买位于某县东风居委会东堤2巷13号房产，1988年6月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1993年迁往广州市居住。1999年9月，第三人张某向某县建设局申办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并向某县建设局提供了该房原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买卖契约，张某、蔡某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有关证件资料，要求某县建设局给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某县建设局经过审查，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于1999年9月，核发了某县东风居委会东堤2巷13号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给予张某，原房屋所有权证被某县建设局收回作废存档。遂后，张某以该房屋所有权作为抵押物向信用社贷款。2006年4月，蔡某向某县建设局申请撤销核发给张某的房屋所有权证，某县建设局予以拒绝，蔡某于2006年6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其没有与张某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为由，请求法院撤销核发给张某的房屋所有权证。针对原被告双方的意见，法院内部就诉讼程序的适用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涉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种是本案蔡某与张某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另一种是本案蔡某与某县建设局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的处理必须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为前提，因此建议蔡某以张某作为被告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同时本案裁定中止诉讼，待民事诉讼产生生效判决后再依据相关判决作出行政判决；第二种意见认为，第一种意见对两种法律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基于诉讼经济性和及时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建议将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合并审理，即采取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审理本案。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涉及房屋买卖契约的合同有效性问题，本案为民事诉讼，因此应当裁定驳回蔡某的起诉，通知蔡某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二、问题的提出
行政诉讼是解决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行政管理而引起的纠纷。本案是蔡某不服某县建设局房屋转移行政登记纠纷，属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纠纷，是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主管范围。上述第三种意见无疑是不正确的。在本案中，房屋买卖契约的合同有效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问题。房屋买卖契约的合同有效性直接影响关系到建设局核发房屋所有权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法院要撤销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必须要确认房屋买卖契约的合同无效，只能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法律规定，审查房屋买卖契约的合同效力。因此，本案涉及两个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一个是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另一个是本案原告蔡某与张某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解决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应当分别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但是，当一个案件涉及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纠纷时，究竟应当适用何种诉讼程序，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至于审判人员在面对像上述案例的案件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上述的第一种意见实际上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惯用的处理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交叉的案件的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是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的。
然而，第一种意见所主张的做法也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诉讼拖沓迟延的问题。“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让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同时中止行政诉讼的审理，等待民事诉讼作出裁判后再恢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这种做法无疑会严重迟延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若当事人不同意另行提起诉讼，应该如何处理，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解决的问题。
从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来考虑，第二种意见也具有可取之处。但由同一个合议庭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两个不同的诉讼程序，审理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实也为难我们的法官，是否有利于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是否有利于诉讼的进行，是否有利于对纠纷的解决，有待实践的检验。但如何由同一个合议庭适用两个不同的诉讼程序，同时审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现行法律也没有专门对此作出规定，合并审理的模式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可见，第一种意见是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的唯一选择。
从法治理念的角度来考虑，解决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交叉审理的问题有其必要性，但需要从依法治国的理念上对两种诉讼程序进行分析。为完善我国程序法律制度，需要解决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审理与解决的问题，下面，就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审理与解决，提出我们关于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审理交叉案件的一些观点。
上述这种混合了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案件我们可以简称为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
对审理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程序研究必须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类型。2.不同类型的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应当采取何种处理方式。3.在审理民事行政交叉案件中具体的程序应该如何安排。
三、 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类型
所谓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是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因在法律事实相互联系，在处理上分为因果或者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案件。近几年来，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呈逐年增长的势头，这是现代社会行政权扩张、民法与行政法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在审判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民事行政争议归纳案件的具体表现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
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通常出现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是因民事纠纷而引起的诉讼。在民事诉讼中，民事争议的解决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行为即成为民事争议处理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时，法院首先要解决该抽象行政行为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其二，当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当事人主张事实的证据或者抗辩理由时，法院也须解决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例如，若蔡某先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而张某向法院提交了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蔡某则认为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合法；这时，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是民事侵权案件关键事实认定的依据，而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成为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前提。
我们认为，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这类争议案件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是因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引起，因而本质上属于民事争议案件。不过，由于行政行为的介入，民事争议变得更为复杂。第二、在这类案件审理中，行政问题具有重要地位，是民事审判的前提。不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民事诉讼程序便无法继续进行。
（二）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
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通常出现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它是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请求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的诉讼形式。本文的案例即属这种情况，蔡某不服某县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截了当的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这涉及蔡某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的有效性。
我们认为，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类案件既存在行政争议，也存在民事争议，但行政争议处于核心地位；第二、这类案件中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存在内在的交叉性。第三、这类案件中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可以分开审理，但行政争议解决以民事争议的解决为前提，民事争议的解决不以行政争议的解决为先决条件。本案中，即对买卖合同有效性审查不以行政争议的解决为先决条件。
（三）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是指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之间相互独立的案件。例如，甲单位在建房时超过规划部门批准的范围建设围墙，影响邻居乙居住的通行。乙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对甲予以处罚；同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甲停止侵害，排除妨害。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对独立，一案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对另一案的处理。第二、法院完全可以分开审理，分开审理时一案可不以另一案件处理结果作为定案的依据。
四、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人民法院开始受理行政案件，我国行政审判开始起步。但当时，我国人民法院内部没有设置行政审判庭，因此，法律规定由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是由民事审判庭或者经济审判庭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1989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有了专门的程序法规定，各级法院陆续设置了行政审判庭专门审理行政争议案件。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分别依据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审理行政争议案件与民事争议案件。
虽然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分开、分别按照各之的程序法规定审理案件，但在行政审判和民事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交叉的客观现象，出现了行政争议案件的审判必须等待民事审判结果为依据的情况，也出现了民事争议案件的审判必须等待行政争议案件的处理结果作为依据的情况。如何处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互交叉的案件，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36条则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这条规定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解决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主要程序法律依据。本文案例的第一种处理意见是有明文法律依据的。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做出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这样规定了法院可以审理行政案件中的民事争议。有些观点认为，这一条规定了可以一并审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即可以在行政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但有些观点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并不等于“行政审判庭可以一并审理“，即不等于在行政审判程序中可以合并审理民事争议，只能是在法院内部由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分别审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而且要有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
在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究竟如何解决和协调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分别进行还是合并进行，成为了理论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也成了法院内部争议、需要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合并附带审理，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合并审理。
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观点认为，民事诉讼中可以合并审理涉及行政争议的问题，行政诉讼中可以合并审理涉及民事争议的问题，即民事诉讼可以附带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
（一）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争议的问题
所谓民事诉讼中解决行政争议，是指民事争议案件的审理和解决是以对相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确认为前提，但该行政行为并非民事争议案件的诉讼标的，却影响着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这实际上就是上面所陈述的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解决的案件。
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往往不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直接将行政行为作为证据直接使用进行裁判。一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知道对方持有行政机关颁发的不利于自己民事诉讼的证据时，往往又针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由此而出现民事诉讼中作为有效证据适用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中被撤销或者被确认为违法，又据此对民事案件申请再审，不仅损害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且使当事人不断的为诉讼所累，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不好。
在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无权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直接将其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理由是，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行为非经行政诉讼程序和行政程序，不得被改变，因此，民事诉讼中不能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否则属民事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不当干预。第二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避免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直接运用民事法律和其他事实根据作出裁判。第三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在民事诉讼中，若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明显暇疵，仍不予审查而直接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则可能产生错误的裁判。因此，第一种观点是不可取的。若按照第二种观点，人民法院直接运用民事法律和其他事实根据作出裁判，则可能出现与行政行为完成矛盾的结果。
我们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行政行为对案件裁判的影响，征求当事人是否另行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若当事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则应中止民事诉讼。若当事人不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只是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将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部分移送行政审判庭依照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还有观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附带直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观点理由之一，认为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是作为当事人支持自己主张或者抗辩理由的证据形式出现，根据证据审查规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因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属于人民法院的职责范围。其观点的理由之二，认为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来看，尽管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相互独立的权利，但是，根据“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权在一定意义上优于行政权。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司法权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介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民法院不诉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主动直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逾越，不应提倡。是否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由当事人自己主张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同时有观点认为，尽管现行法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予以审查的职能是赋予了行政审判庭而非民事审判庭，但是，行政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等都属于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它们行使的都是国家的司法权，相互之间并非矛盾对立关系，其内部分工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审理案件，因此，不能说民事审判庭审查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等于越权审查。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违背现行法律的规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院内部的分工，规定了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不同的职能，它们审理不同类型的案件程序所依据的诉讼法有所不同，作为执行法律的专门审判机关，更应当严格执行现有法律的规定,民事争议的案件由民事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进行审理，行政争议的案件由行政审判庭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在民事诉讼中涉及需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应当行使法官的释明权，由当事人行使自己的权利，决定是否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若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民事审判庭应当中止民事诉讼，将当事人的请求移送行政审判庭进行审查，由行政审判庭对具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裁判，裁判结果作为民事审判的依据，由民事审判庭对当事人的民事争议作出裁判。这样的处理方式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的规定。
(二)行政诉讼中解决民事争议的问题
行政诉讼中存在民事争议，是指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解决与行政诉讼相关的民事争议的诉讼活动。
对于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选择什么程序来解决这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交叉的问题，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中不存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条件，即使一定要在行政诉讼中解决民事纠纷，也应将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分开审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解决民事争议，不仅符合行政诉讼目的，而且还能体现诉讼经济，方便审理，符合判决的确定性、严肃性原则，维护司法统一等。
随着行政管理领域扩大和行政机关的职能变化，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力，并且规定相对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如环境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人民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后，必然要涉及原相对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从“有权利必须有救济”这一法治思想出发，立法赋予行政机关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权和行政相对人的起诉权，就应当允许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审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使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得到司法救济。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问题仍然在于是合并附带审理还是分开审理的问题。
认为应当合并审理的观点的理由是，一有利于简化程序，符合诉讼经济的需要。二有利于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提这种观点的人同时认为，对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同时可以解决民事纠纷，仍然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立法并没有排斥法院对这类纠纷的处理权。这类纠纷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内容紧密相关，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而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一并处理，具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仍然没有分清行政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以及行政案件和民事争议案件审理的不同，只看到法院一并审理的大前提，没有看到法院依照不同诉讼法审理案件的小前提。
认为应当分开审理的观点的理由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主要行使的是司法监督权，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作合法性审查，对违法的行政行为，通常只能判决撤销，由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无法对民事争议作出实体判决；若设立行政诉讼中同时解决民事争议，对民事争议在行政判决书中作出判决，这违背了行政诉讼的目的，在行政诉讼程序中解决民事争议只能造成程序的混乱。
对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基本正确，但应该进一步细化，在行政诉讼程序中规定，行政诉讼中涉及民事争议，并且民事争议的解决影响到行政争议的解决，即民事争议的解决是行政争议解决的前提时，法官应该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部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中止行政诉讼，待民事争议作出裁判后再行恢复行政诉讼，作出行政裁判。若当事人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只是对民事争议部分提出审查的请求，则应先中止行政诉讼，将民事争议部分移送民事审判庭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还有观点认为，目前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能够起到行政诉讼同时解决民事争议的作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同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这一观点也是不全面的。本文案例中第三人张某的追加，就是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予以追加的，这是因为某县建设局核发了房屋所有权证给予张某，张某将房屋所有权证作为抵押物向信用社贷款。并且法院的判决有可能对张某的权益产生影响，通知张某参加诉讼可确保张某的权益不受侵犯，并非为了解决处理行政诉讼原告人与张某之间的民事争议，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争议的审理和判决只能围绕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所要解决的是行政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无法通过列第三人的办法来解决。可见，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不能代替行政诉讼中解决民事争议问题的解决。应该通过法官行使释明权，告知行政争议的原告人，就房屋买卖契约的合同有效性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由行政审判庭将民事争议部分移送民事审判庭审查，中止本案行政诉讼，等待民事争议的裁判结果作为行政诉讼裁判的依据。
五、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处理中的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