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却少有“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争取地位法制化、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是非正规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试从宪政经济法学的视域下探求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 非正规金融组织 宪政经济法学 法律规制

　　农村之金融关乎三农之全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顺应了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利益需求。短短六年间，政策的大力扶持成就了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蓬勃兴起，非正规农村金融有望由正规农村金融的“辅助”、“次要”和“补充”，发展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相关立法的空白以及配套机制的缺失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埋下了诸多隐患，亟需我们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深入强化“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宪政经济法学释义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概述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定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经济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见于学术文献，被习惯性俗称为“民间金融”[2]、“体制外金融”等，笔者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七类（见表一）。

　　　　表一：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及其法律状态一览表

主要类型　　　具体表现形式 　　　　　　　　　 规范化程度 法律状态

商业化银行　　农村民营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办信合　高　　　合法

小额信贷　　　扶贫贴息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　高　　　合法

社会保障　　　保险公司 　　　　　　　　　　　　　　 中　　　合法

民间自由借贷　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租赁　　低　　　合法

社会性聚会　　合会、摇会、台会、标会　　　　　　　　低　　　未规制

民间集资　　　典当行、信托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机构　　中　　　被抑制

其　 他 　　　农村合作基金会　　　　　　　　　　　　中　　　政策性取缔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一针见血的指明，金融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张打破政府当局进行金融抑制（行政抑制或税收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彻底改革金融体制，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通过金融机构多样化，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消除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平衡增长。[3]因此，经济的发达水平越高，金融的组织结构越丰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也就越多样化，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无疑为我国统筹城乡中“乡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视域中的“破”与“立”

　　中国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框限于制度经济与公共管理两种视角，缺乏关乎法律规制之强化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有的学者甚至担忧“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有成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毕竟“在经济学那里，‘稀缺’和‘效用’是核心问题；而在法学那里，‘秩序’和‘正义’才是问题的核心。”[4]学界现有的研究主题却很少深入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而从法学意义上阐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从立意上讲，本文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视角探求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的尝试可谓是有破有立，且又切合时宜。

　　在边缘经济学的视野中，宪政经济法学涵盖了经济学、政策性和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关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法律规制与立法保障问题。第一，宪法与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宪政经济法可以看作是“私法公法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5]理论与实践、公权与私权、现实阐释与未来预测的有机结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式对新型法制的要求。第二，宪政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更应该是具体制度的结合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良性互动。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演进过程中，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以及“利益最大化”，难免会走向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获取眼前发展的罪恶深渊；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部门法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个别规制，势必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而若从基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的综合视角整体把握，将农村金融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方能实现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层面，宪政经济法学的制度范畴非常广泛而立体，但笔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主要与其中的财富配给制度相关。[6]首先，财富配给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服务型政府的善治是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国家运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体系，加快区域性、机构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启动，优化财富配给制度中的再配给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其次，公平正义是财富配给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和谐。

　　二、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改革的法律困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从农业开始。”[7]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市场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杂牌军”，其组织形式多变，随意性大，稳定性差，极易成为与“非法金融”相混淆的灰色地带，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正名和认同；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排头兵”，缺少成熟的准入、运行与退出机制，极易给各类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缺乏“理性思考”与“法治关怀”的农村金融改革之路依然困难种种、障碍重重，如何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关乎农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内在缺陷易发风险危机，监管不力诱发体制漏洞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道德为根基的非正规金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首先，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具备正规金融组织的制度规范性与程序正当性，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笔贷款的贷前、贷中、贷后都进行严密、细致而周详的调查与审查，于是贷款者很难对借款者的信誉档案、贷款用途及还贷能力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由此导致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风险的与日俱增。其次，欠缺严明的配套约束机制。以监管时间性为准，可将监管方式分为事前审查、事中跟踪调查和事后监督三种。事前审查侧重于对贷款前的身份验证、诚信测评、还贷估测等借贷一方关联信息的知悉与掌控，属于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范畴；现代金融的功能往往集中于市场之上金融交易的过程之中，事中跟踪调查侧重于对借贷程序的严格遵守，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而事后监督则侧重于追究违反借贷规则的一方的法律责任。主要萌生于农村熟人社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习惯于依赖潜规则与内心自制的约束，无论是监管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都相当匮乏。

　　（二）缺乏金融法制的立法理念、守法意识和法律定位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一些非法分子趁人之危难，钻法之漏洞，高利放贷后挥霍、滥用甚至卷款潜逃，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非正规者非法”的阴影。尤其是地下金融，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对社会安定的威胁以及对经济秩序的扰乱，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对其实施打压、抑制的消极政策，形成了现在金融立法滞后在先，立法理念滞后尤甚的消沉局面。从我国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法律法规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视非正规金融为正规金融的对立面，单纯使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律限制或者禁止，不让非正规金融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更是行不通的。此外，农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受重视程度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框架下加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六周期项目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加强对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六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以下简称第六周期项目）工作的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以下简称《决定》），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开展项目活动，促进国际合作项目更好地为国内工作服务，现对项目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第六周期项目的指导思想是，坚决贯彻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千年发展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和以控制数量为主，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行政制约管理向依法行政、优质服务、综合治理转变。

二、工作原则

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大框架下，通过实施项目，汲取国外有益的经验和先进理念，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模式，促进各地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第六周期项目工作中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 将开展项目活动同贯彻落实《决定》精神结合起来，特别要在稳定、提高、统筹上进行有效探索；同建立健全“依法行政、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长效工作机制的工作要求紧密结合起来；

(二) 正确处理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现行生育政策与开拓创新工作方法的关系，坚持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坚持以改进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为重点，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目标，积极推广优质服务和知情选择；

(三) 通过实施第六周期项目，努力创建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内长效工作机制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新的工作模式，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充分发挥项目的探索性、先导性和示范性作用；

(四) 项目实施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实事求是、稳中求进，鼓励各项目县结合当地实际，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大胆探索和改革，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五) 形成资源整合、多部门配合的工作局面。计生、卫生部门要密切配合，优势互补， 努力向未及人群，如青少年、男性和流动人口，以及边远农村地区贫困人群提供优质服务，把社会性别平等、艾滋病预防、出生缺陷干预、人口素质提高等宣传教育工作与当地的社区关爱等结合起来， 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

三、认真贯彻落实《决定》五项任务，加强对项目县的工作指导

《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六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实施方案》（人口厅发[2006]36号），对各地实施项目的组织机构、保障措施等提出了具体要求。项目领导小组要把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五项任务与项目目标、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 始终将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实施项目过程中，坚持把依法行政和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各项目县计划生育工作者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通过对育龄妇女实行孕前服务、全程服务、优质服务提高广大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要站在从保护妇女身心健康的高度，结合当地实际，把减少人流、杜绝大月份引产手术作为工作量化指标。各项目县既要完成宏观人口计划，又要按照项目文本的有关要求开展工作。

(二) 按照项目活动要求，认真落实《决定》提出的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在项目县全面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在符合条件的项目县争取实施少生快富工程，落实独生子女奖励费等各项奖励优惠政策，积极探索包括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和低保弱势人群的救助方式，努力使改革的成果优先惠及计划生育家庭。

(三)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好项目工作舆论导向。各地在指导项目工作中，要对项目县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及形式进行有效探讨。按照项目文本要求，培训一批懂业务、会管理、了解项目操作程序的县乡级计划生育干部；宣传教育在内容上要新颖，形式上要活泼，符合时代要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宣传教育内容既要包括《决定》中提出的宣传和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加强婚育咨询，开展婚前和孕前保健、产前筛查和促进母乳喂养等，还要结合项目文本所倡导的内容，并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推行知情选择，提供优质服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防治艾滋病、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关注流动人口和弱势群体、积极应对老龄化等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第六周期项目各省（区、市）级领导小组要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项目地区加强指导，按照《决定》要求，“建立党政负责、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标本兼治工作机制，加强综合治理的过程评估和责任考核”。在项目地区大力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工作，广泛开展“关爱女孩”活动， 使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贯穿项目始终，各地要努力通过法规和规章、社会政策的制定，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营造促进妇女发展、促进女童成长、有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的和谐社会环境。

(五) 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在第六周期项目预期目标中特别强调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因此，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要按照《决定》提出的要求，把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需求和服务纳入到当地的服务范围，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原则，高度重视对流动人口、青少年、弱势人群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制作并下发符合流动人口需求的相关宣传品，努力提供优质的生殖健康服务。积极探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一管理、优质服务的新工作机制。

(六)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安全网。第六周期项目在人口发展部分，特别强调制定与有关社会性别、迁移和老龄化有关的政策，强调通过实施项目为老龄化社会做准备，重视老年人在社会的重要作用，促进树立健康积极的老龄化观念。各地在指导项目地区工作中，要把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与开展项目活动结合起来，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选择试点。在试点过程中，优先选择具备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探索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制度。

除此以外，各地要高度重视和加强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和艾滋病预防的宣传教育工作。鼓励大胆探索和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建立模式，并予以推广。

四、在实施第六周期项目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 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目前，各地正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陆续对本地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订。在条例修订过程中，各地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原则，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保障群众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合法权益；充分吸收相关省在修订条例中关于取消生育间隔、开展知情选择、还权于民等方面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思路，推动地方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不断完善。

(二) 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和统计工作。按照项目要求，在项目实施期间，要建立科学、简便易操作的考核指标体系。各省（区、市）应着重将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评估项目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把群众对生殖健康的需求作为各级人口计生委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项目县在项目实施期间，省、地两级人口计生委对项目县的工作考核要按照项目文本有关要求进行，考核内容要侧重于现行生育政策的落实、依法行政以及为群众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情况，考核办法可不同于非项目县。各省（区、市）级项目领导小组（包括地、市）在与各项目县共同制订有关项目实施方案时，应包括对项目工作的考核评估内容。项目县的统计报表要加强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人工流产、住院分娩、妇女生殖健康保健服务、群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统计。省（区、市）级人口计生委要加强对项目县计算机信息管理人员的培训，以适应项目工作的需要。

(三) 严格法律法规，认真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是在争取第五、六周期项目中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问题。在第六周期项目实施期间，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中国政府已承诺在项目试点县通过项目推动，使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案例越来越少，并朝着零案例的方向努力。

经过第五周期项目的实施，各项目县通过深入的宣传教育和优质的生殖健康服务，使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例逐年减少。社会抚养费逐年减少是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要通过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和提供全程优质服务，减少人工流产，才能真正做到孕前型管理，才可以实现社会抚养费逐年减少的目标。

实践证明，凡是实现思想观念转变，推行优质服务的地方，社会抚养费征收比例就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就非常稳定。各项目县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决不以人工流产为手段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定，对不按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夫妇征收社会抚养费，是法律赋予的责任。但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过程中要严格按法律法规认真把握，坚决杜绝由此引发的任何影响干群关系的事件发生。

(四) 切实保障经费投入到位。第六周期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人员培训、宣传教育、必要的设备购置、应用研究等活动。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华方案的要求，各项目地区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地方配套资金，以保证项目活动的正常进行。各地项目领导小组要根据地方财力状况，向政府部门提出配套资金的要求，并确保给予落实。省、地人口计生委在项目实施期间要对项目县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借鉴国际社会先进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开创性地开展工作，为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不断上新台阶，为树立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国际形象而努力奋斗。

二〇〇七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