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部


关于印发《煤炭物资行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6年10月14日，煤炭部

各煤管局、省（区）煤炭厅（局、公司），各直管矿务局（公司），北京矿务局、华晋焦煤公司、神华集团公司、伊敏煤电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局：
为了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煤炭物资行业管理，部制定了《煤炭物资行业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煤炭物资行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煤炭物资行业管理，建立良好的物资流通秩序，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提高煤炭行业的整体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煤炭物资行业管理应坚持加强煤炭企业内部管理和用市场的手段协调规范各级物资部门工作行为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益。
第三条 煤炭物资行业管理须遵循“服务、管理、经营”的方针，以管理为手段，为煤炭生产、建设和多种经营服务。
第四条 要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煤炭部、省（区）煤炭厅（局、公司）、矿务局（公司）三级物资供销主渠道。以集中供应取得经济批量；以地区、行业条块合作求得经营规模；以大流通、大市场、大操作获得高效益。

第二章 物资管理部门的职能
第五条 煤炭工业部物资管理部门行使煤炭物资行业管理职能，是煤炭物资行业管理的组织者，负责组织制订物资管理条例、制度和方法；负责煤炭物资行业的产业结构、库存结构的调整；负责总结和推广煤炭物资管理的先进经验；在物资分配、流通中负责国家对煤炭系统计划分配物资的计划编制、指标分配、货单汇总和订货的组织；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参加国家各有关部委的各种物资订货会，组织召开全国和地区专业订货交易会议；负责组织协调煤钢、煤木、煤与其它物资的协作工作；负责在煤炭行业推行物资代理制、配送制和连锁经营，建立煤炭物资经销网络。
第六条 为降低煤炭生产成本，确保安全生产，煤炭部物资管理部门负责对钢材、木材、水泥、缆线、阻燃输送胶带等用量较大的物资推行代理制采购、区域配送和连锁经营，构建煤炭物资流通新体系。对煤矿安全仪器装备仍按《煤矿安全仪器装备定点生产单位管理办法（暂行）》（煤安字〔1995〕573号）等有关规定，实行定点生产管理。
第七条 各省（区）煤炭厅（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负责各地区的煤炭物资行业管理和物资市场经营协调，在煤炭物资行业管理业务上接受煤炭部物资管理部门的指导。
第八条 各省（区）煤炭厅（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要结合煤炭行业管理职能，对本地区的行业管理工作制定方案和计划，组织本省（区）煤炭企业贯彻落实煤炭工业部颁布的物资行业管理条例、制度、办法及业务实施细则，推行大宗物资的代理制采购、区域配送和连锁经营及专用物资的定点生产管理。
第九条 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在煤炭物资行业管理上接受煤炭工业部及省（区）煤炭厅（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十条 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要贯彻煤炭工业部有关行业管理的文件精神，一方面在传统物资管理基础上适应市场经济新的形势制定出合理的物资管理制度、办法和规程，有效地进行物资供应和管理；另一方面在保持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配合煤炭工业部及省（区）煤炭厅（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开展行业管理工作。

第三章 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
第十一条 矿务局（公司）要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物资管理，积极推行“两集中、五统一”的物资管理方法。要结合本单位的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财、物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统分结合、分级管理的物资管理体制。
第十二条 物资采购要实行分品种、分类管理的办法，分别制定局（公司）、矿、厂分管物资目录，分别由局（公司）、矿、厂的物资管理部门采购。
第十三条 要发挥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的主渠道作用，对煤炭生产、建设所需的大宗物资、专用物资、特种物资（同第六条所列物资），通过物资主渠道采购；地方产物资由各矿、厂物资管理部门编制采购计划进行采购。
第十四条 物资采购要建立购销审核合同制度，规范物资购销行为，严把合同签约关、物资检测验收关和货款承付关。
第十五条 物资采购要形成合理、经济的批量，保持70％以上的物资通过生产厂家及煤炭物资行业管理部门组织的连销网络订货采购，减少流通环节，获取批量差价。为保证行业利益，在同质同价的情况下必须优先通过供销主渠道采购。
第十六条 严格采购纪律，严禁采购无生产许可证、无质量合格证、无防爆合格证、无煤矿安全标志、质次价高、假冒伪劣的产品。对新产品、新材料，必须经矿务局安监部门认可方可采购。
第十七条 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市场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利用，随时了解物资市场动态，指导采购工作。
第十八条 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要加强采购监督工作，建立物资采购奖罚制度，对违纪、违章事件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物资储备要实行局（公司）集中储备为主，各矿、厂适当储备为辅的分级管理办法，减少储备资金占用。
第二十条 各级物资管理部门要合理调整库存结构，科学制订储备定额，做到长线物资少储、短线物资储足，合理储备，防止超储积压物资。一旦发生超储积压，要根据资金使用的效益原则积极促销。
第二十一条 矿务局（公司）要加强物资工作的基础管理，在计划管理、定额管理、仓库管理、支护用品管理、废旧物资管理、防爆器材管理、物资统计管理和吨煤材料费包干、储备资金包干等方面要总结经验，并不继巩固、完善、充实和加强。

第四章 行业协调与组织
第二十二条 煤炭物资行业各级单位之间的协调是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调与组织主要运用市场方法和手段。
第二十三条 各级煤炭物资单位要合力共建市场经济下的煤炭部、省（区）煤炭厅（局、公司）、矿务局（公司）三级物资供销主渠道和全国范围内的连销网络，煤炭部物资管理部门负责协调和组织全国的煤炭物资市场，省（区）煤炭厅（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负责协调组织好本地区的物资市场，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在规范内部采购渠道的基础上形成物资批量，纳入到连销网络中，形成全行业相互合作、统一行动的格局。
第二十四条 全国煤炭物资供销主渠道和连销网络建立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各级单位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合同履行，用市场手段和方法进行行业管理要本着服务于煤矿、利益共享的原则进行并履行合同条款、承付货款。
第二十五条 煤炭物资行业的各级单位要积极推行代理制、区域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资流通办法，建立物资流通新体系，形成整体的竞争力，减少流通环节和费用，提高整体效益。
第二十六条 各级煤炭物资单位要合理调整库存结构，盘活资产存量，对闲置设备进行专项清理统计，并制定合理的处理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剂、租赁和交易。
第二十七条 为改变煤炭物资行业单一经营、单一品种经营的局面，各级煤炭物资单位要积极向行业外开拓，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实现经营风险转移、资本合理流动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第二十八条 煤炭部物资管理部门要组织好煤炭物资的进出口工作，帮助煤炭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就进出口业务进行价格和市场协调；各省（区）煤炭厅（局、公司）和矿务局（公司）物资部门要积极参加，开展外贸业务。
第二十九条 为配合全国煤炭物资行业管理的协调组织工作，建立供销主渠道和连销网络，煤炭物资行业的各级单位须加强信息工作，与中国煤炭物资信息中心联网，建立全国煤炭物资信息网，共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
第三十条 煤炭部物资管理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地组织煤炭物资行业各级干部学习现代物资管理和市场运作理论，提高煤炭行业物资管理者的经营水平、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
第三十一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煤炭物资管理部门要加强政策研究，总结企业内部物资管理和行业管理中的新经验、新思路、新方法。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各省（区）煤炭厅（局、公司）、各矿务局（公司）物资管理部门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区，本企业物资行业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对本办法执行中的问题及时提出修改意见。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煤炭工业部，过去的办法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存续了上千年，新中国建立后该原则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糟粕而抛弃，使得这一法律传统走向灭亡。但是，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均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亲亲相隐”，以及我国现今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期待可能性原则亦与之有一定的联系，本文从该原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亲亲相隐； 法律制度； 法律传统； 刑事司法制度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三、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1]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存续了上千年，新中国建立后该原则被认为是糟粕而抛弃，但应当看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均在不同程度上仍然适用，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期待可能性原则和司法实践中“法律不外乎人情”偶尔的使用。在我们提倡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今天，是否应采用该原则呢？


　　一、亲亲相隐原则及其发展


　　亲亲相隐原则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就其亲属所犯的某些犯罪行为，可以不向国家机关告发，或者不作为对亲属不利的证人而可以隐瞒、包庇的权利。


　　在我国的西周时期，“亲亲”、“尊尊”是西周法律的灵魂和精髓。《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亲亲”的核心是孝，“亲亲”以孝为首。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弟子叶公问孔子：直躬到官府告发自己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问孔子对这件事如何看待？孔子答，直躬的做法非常不妥，做儿子的，应该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这才算是“孝”，才算是美德。进而，孔子提出了“父子相隐”原则。《汉书？宣帝记》记载，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直至《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


　　新中国成立之后，“亲亲相隐”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糟粕而抛弃，使得这一延续千年的法律传统迅速走向灭亡，但是，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包括英、美、德、法、意、日、越南、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保留“亲亲相隐”的一般犯罪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如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3]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等均规定了婚姻关系的配偶，直系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


　　二、亲亲相隐的价值冲突以及目前我国对待亲亲相隐的态度和实践


　　1. 亲亲相隐的价值冲突


　　先来探讨一下该制度存在的法理：亲亲相隐权在中外司法被作为一项原则予以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很可能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风纪的本意。孟德斯鸠说过：“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4]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则使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从现实中出发，不少人甘愿冒险窝藏亲属，帮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从刑法上讲，这有违罪责自负原则。从犯罪学上讲，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犯罪分子心灵绝望；而一个充满信任和温情的家庭更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最终改造。


　　从人的本性角度看，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受到刑罚，至少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使其受惩罚，这是人们基于血缘或者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本能选择；从伦理的角度看，背弃亲情，不符合人类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将使个体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面临社会人伦的否定；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如果妻子指证丈夫，子女指证父母，兄弟相互背叛，指证之人，背叛之人就无法在原来的生活圈中生存，其后果只能是众叛亲离，稳定的社会基础将会被支解得破碎。我们现在的法律，鼓励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大义灭亲，试想，在法庭上，夫妻反目，父子相互指责，那是何等的残酷，真是于心不忍。但是，法律赋予我们作证的义务，我们又必须履行这项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亲情何在，良心何在，家庭的稳定何在，社会的和谐又何在？如果夫妻之间秘密交往在日后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家庭有何安全可言，社会有何安全可言？


　　正义是判断世间万物善恶的标准，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正义可以分为普遍正义和个别正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一般正义的代表，个别正义体现的是作为社会的个人体会到的公正，它也是社会中的个人来判断世间事物善恶的标准。“亲亲相隐”追求的是个别正义，法律追求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表现为法律所追求的一般正义与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之间的冲突。法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国家而言，是对所有隐匿亲属犯罪和拒绝作证的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制裁，还是允许“亲亲相隐”？ [5]对个人而言，是遵守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而违背法律，还是遵守法律而违背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


　　2.目前我国对待亲亲相隐的态度和实践


　　在此问题的选择上，我国法律是选择了一般正义这一法律基本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必须受法律追究”。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目前我国并不承认亲亲相隐权。但是否就此盖棺定论呢？显然没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三个至上”的提出，是党在新时期对法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对人权的要求越来越高。综合各种原因，要求亲亲相隐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在法学理论界都基本达成一致。[6]


　　理论到付诸实践仍有不小的阻力。承认亲亲相隐必将使公安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难度增加，尤其是贪污犯罪或经济犯罪，面临的阻力非常大。当然，随着公安司法侦查技术的进步和办案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困难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承认亲亲相隐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公安司法机关则不应当通过增设义务甚至损害公民权利便利其完成工作。最大的困难在立法的操作：什么范围内的亲属得以相隐，哪些犯罪不得相隐，相隐的程度是如何，是用概括性语言还是用列举式予以明确，都是有困难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往往超出法律的规定，这也给法官予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素质不一，对相同案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会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提出一些立法技术上的建议，华中师范大学孟奇勋老师在《论亲亲相隐及其现代生命力》里提出的方案较有可操作性。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 “相隐”的主体范围。刑事诉讼法第82条限定的10种人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都是直系亲属，可在其列。姻亲、两代以外的直系亲属是否列入，则需要做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7]对于允许“相隐”的层次，如拒绝出庭作证、包庇、窝藏、作伪证、甚至是共同犯罪，刑法应当有明确的限制规定。“相隐”的犯罪种类，也应当由法律规定。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将谋反，大逆等严重危害统治的犯罪排除在容隐范围之外。这说明容隐不是绝对的，应当有一个明确规定，以防止法官专断。法律赋予亲亲相隐的权利时应采用概括式立法，对轻微的犯罪的不予告发；对不准相隐的行为加以明确限制，适当的时候再用司法解释加以补充。


　　三、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在中国刑事制度中的前景


　　1. 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